建安五年，公元二百年，官渡之战的硝烟刚刚弥散，中原大地依旧杀气未消。那是一个成王败寇的时代，兵锋所至，城池兴亡只在旦夕之间。也正是在这样的乱世里，许多以一当百的悍将，明明杀伐果断，却因所托非人，走向了难言的结局。回头看《三国演义》，有几位猛将的名字，总让人觉得惋惜：人不差，命不济，主公更是没挑好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几人出身各异，性情也不相同，却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算得上沙场上的狠角色，却都死得不值。高顺、颜良、文丑、庞德、张任、魏延，这六个人，用各自的方式，演了一出“猛将遇错主”的悲剧。
一、高顺：清白猛将，却被吕布拖下水
说起吕布，很多人会先想到“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”，想到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威风。但要说在战场上真正能让对手头疼的，其实还有一个人，那就是他麾下的高顺。
高顺其人，在《三国志》中有明确记载，陈寿评价他“清白有威严，不饮酒，不受馈”，这在当时军中，绝对算是很特别的存在。吕布帐下多是勇夫莽汉，酒肉朋友不少，而高顺偏偏守得住规矩，不贪财物，不近声色，军纪抓得极严，打造出了一支“陷阵营”。
“陷阵营”这三个字，在演义与史书中都颇有分量。这支部队人数不算多，却以能攻善战著称，专打硬仗，属于正面破阵的尖刀。演义里，曹操麾下的虎豹骑、夏侯惇等名将，都曾吃过高顺的亏。夏侯惇那次“拔矢啖睛”的故事，虽带有艺术加工，但交锋背景就与高顺部下有关，可见对手并不弱。
然而，高顺最大的问题，在于生不逢时，更在于看错了人。他的一生几乎全部押在吕布身上。吕布勇而无谋，好勇斗狠，却又反复无常，从丁原到董卓，再到占据徐州，下邳困守，几乎没有一次能把局势稳住。陈宫多次劝他谋定后动，他听一半，弃一半。
下邳之战时，曹操亲率大军南下，合围吕布。陈宫、高顺等人并非毫无对策，只是吕布多疑多变，不肯放权。城破之际，高顺完全可以选择投降，就像张辽那样，换一个主公继续发挥余热。但史书与演义都指向同一个结局：高顺抗命不降，最终与吕布一起被曹军所杀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高顺能像张辽那样归入曹营，凭借“陷阵营”加上他的作风，说不定能在官渡、赤壁之后，成为曹魏战阵上的一柄硬刀。但他偏偏选择了“忠于其主”，把一身本事和军中清誉，葬送在吕布反复无常的性格上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忠义，放在乱世里，换不来好结果。
二、颜良、文丑：河北双雄，被袁绍拖入深渊
说到猛将命运不济，河北袁绍帐下的颜良、文丑，总免不了被提起。两人被称为“河北双雄”，在演义里更是被塑造成袁绍最倚重的前锋悍将。《三国志》中虽然对他们着墨不多，但孔融曾评袁绍拥有“颜良、文丑之徒”，认为其“勇冠三军”，也算是史料上的侧面佐证。
袁绍一度雄据冀州、青州、幽州、并州，部曲众多，名士云集，按理说这样的主公不算太差。但问题在于，袁绍的优柔寡断与刚愎自用，几乎同时存在。他喜欢大场面，却不善细谋；喜欢听好话，却不爱正视现实。
白马之战，就是典型一例。建安五年，曹操、袁绍在官渡对峙，袁绍自恃兵多，将颜良领兵攻打白马。按战争常识，派出主力猛将作为先锋，并非不可，但袁绍的问题在于：给了颜良一个目标，却没给完整的支持。曹操派张辽、关羽等人出战，关羽更是趁战阵纷乱，突袭斩颜良于阵前。
演义中写得极为夸张，“关羽匹马单刀，直取颜良”，万军丛中人头落地。虽然这有艺术虚构的成分，但颜良前后掩护不力、袁绍后方调度失当，应当是事实上的关键。没等这位河北名将真正展示统兵能力，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
颜良死后，文丑领兵出战，本有机会吸取教训，更谨慎地与曹军周旋。但袁绍依旧急躁，催促出战。文丑在延津一线追击曹军粮草队，结果中了诈败之计，被关羽三刀斩杀。无论是单挑，还是阵战，能坚持到被三刀解决，说明两人并非懦弱之辈，只是被调度方式坑惨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袁绍在演义中有一句感叹：“若颜良、文丑在此，何惧华雄！”这句话倒是点明了问题所在：他对猛将倚重，却并不真正懂得如何保护、使用这些猛将。
假如颜良、文丑在曹操手下，很可能不会被如此轻率地孤军深入。先以步骑合击，再以弓弩远击，最后才是武将对阵，这才符合谨慎用兵的思路。可惜，他们投了一个好看而不稳的主公，再强的个人勇武也被暴露在前线，成了别人立名的踏脚石。
三、庞德：三易其主，直到抬棺一战
与上述几人相比，庞德的经历更曲折一些。他出身西凉军阵，早年在马超麾下，以勇猛果决闻名一方。在乱世西北，马腾、马超父子与韩遂、曹操等势力反复角力，庞德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打出名声的。
建安十六年前后，马超反曹失败，被迫投靠汉中张鲁。那时，庞德已跟随马超多年，可惜在关键时刻，马超顾自己前程，却没有替庞德留下退路。《三国志·庞德传》里提到，庞德家小留在凉州，后来被曹操所杀，恩断义绝也就从这里开始。演义中干脆写成马超弃庞德不顾，让人看得心寒。
庞德随后在张鲁麾下效力。张鲁善于经营地盘，却不擅用出击猛将，对庞德既要借其锋芒，又怀疑他的忠诚，这种态度很明显。等到曹操击汉中，张鲁节节后退，庞德才选择投降曹魏。
曹操的用人方式，一向偏向实用主义。听说庞德勇猛，特意让许褚等几员老将去试试水。演义里写成“四将车轮战庞德”，虽属文学夸张，但曹操确实对庞德格外重视，同时也有几分警惕——毕竟庞德曾随马超、张鲁辗转，难免让人猜忌。
真正把庞德推上风口浪尖的，是建安二十四年的襄樊之战。关羽水淹七军，震动华夏，曹操一度有迁都之意。在这种局面下，庞德主动请缨，带着棺材出征，一句“战死此棺即敛尸，若退，斩首置于其中”，把自己的态度撂死在战场上。这种做法，既是向曹操证明忠心，也是向天下表明，要与关羽一决生死。
演义写庞德与关羽大战百余回合，虽有渲染，却也传递出一个信息：庞德绝非泛泛之辈。他能在这样的大场面下与关羽缠斗，说明武艺与胆识都在一流水平。只可惜，战局被汉水决堤改变，曹军大败，庞德孤军陷阵，最终被吴蜀联军俘获。
“吾有何面，再见曹公？”演义中，庞德被劝降时的这句话，虽未必是史上原话，却贴近他的心思。他不肯背弃最后一位东家，拒降被杀。一生三易其主，前两次都是身不由己，最后一次，选择把命拼在战场上。要说庞德忠不忠？很忠。只是前头跟的主公，要么自顾不暇，要么猜疑太深，直到曹操这一步才算遇到真正的用武之地，却已来不及收拾前面的苦果。
从某个角度看，这也是一种讽刺：越是有战力的猛将，越害怕被怀疑反复；而真正让他立誓效死的时刻，却是局势已然危急的时候。
四、张任：守蜀悍将，死在刘璋的犹豫上
把视线转到西南，益州刘璋麾下的张任，也是一个很值得一说的人物。不同于那些只靠勇武吃饭的猛将，张任兼具武艺和谋略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被写成刘璋帐下首席大将，号称“益州柱石”。
建安十六年左右，刘备受刘璋之邀入川，表面上是“助刘璋拒张鲁”，实则怀有吞并益州之意。这个意图，刘璋看不透，但张任却多少察觉到了危险。他提出加强防备，谨慎对待刘备，却没有得到刘璋的充分支持。
到了雒城一线时，形势愈发紧张。演义中那场“落凤坡”伏击，虽有不少戏剧成分，但张任利用地势设伏、远程射杀庞统这一情节，倒也合乎兵法。庞统被箭射中致死，刘备军心大乱，逼得刘备不得不退守，并一度陷入困境。张任这一箭，意义不止在于斩杀一位谋士，更是在告诉刘璋：眼前这支军队，不是好相与的。
遗憾的是，刘璋的性格注定了他的失败。他优柔寡断，既不肯痛下决心赶走刘备，又不敢完全放权让张任全盘统筹防御。等到刘备稳住阵脚，诸葛亮、赵云、张飞等陆续杀入，战局已经反转。张任在涪水、雒城等地多次迎战，和张飞对阵十余回合不落下风，表现出不俗的个人能力，但毕竟孤掌难鸣。
终局时，张任被诸葛亮计擒。刘备遣人劝降，按照演义描写：“公若降，可保富贵。”张任却回了一句近乎绝情的话：“吾受刘璋厚恩，岂可二心！”这话放在乱世，显得有些傻气，却让人不得不敬。他明知刘璋能力有限，却仍然选择以死报主。刘备最终下令处斩，张任从容赴死。
不能不说，如果张任早些投奔刘备或曹操，以他的胆略、战阵经验，不会缺少用武之地。但他偏偏选在一个并不强势的主公身边死守到底，属于典型的“忠错了人，也忠过了头”。益州的防线，本来可以靠他多撑一段时间，可刘璋的不决断，让这位支柱性的猛将成了孤立无援之人。
这也是三国人物中一个颇为典型的类型：有本事，有忠心，却没有遇到能配得上这些品质的领导者。
五、魏延：汉中猛将，被“谋反”二字压垮
说到难遇明主，魏延的例子多少有点复杂。他并非一开始就“遇错人”，相反，刘备对他的提拔相当大胆。只是到了后期，诸葛亮与他之间的矛盾，让这位猛将的结局变得灰暗。
建安二十年，刘备夺取汉中，与曹操分据汉水南北。这一战之后，刘备急需可靠将领镇守前线。魏延当时并非资历最老，也不是名声最大的那一个，但刘备却破格任命他为汉中太守，兼督前线诸军，这在蜀汉系统中算是非常高的信任。
魏延其人，勇猛是肯定的。《三国志》中记载，他“每战常为先锋”，惯于打硬仗。他的另一特点，就是好出奇谋。北伐时期，他提出“子午谷奇谋”，主张走偏僻山道，突袭长安，用的是险中求胜的思路。若操用之，风险极高；若成功，可能把局面直接推向有利方向。
诸葛亮性格谨慎，更偏向于粮道稳固、步步为营的打法，对魏延这种“以险制胜”的主张，始终无法真正接受。两人之间的性格差异，在长期军中运作中不断放大。魏延自恃战功，对诸葛亮未必完全服气，言行多少有些桀骜；诸葛亮则逐渐认为此人“不臣”。
到延熙六年，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，据裴松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记载，他临终前有安排后事事宜，其中就涉及对魏延的防范。演义更是直接写成“以马岱斩魏延”的戏剧化场面，把矛盾推到极致。魏延一听诸葛亮死讯，自出军自撤，被定性为“谋反”，最终被马岱一斧砍于道旁。
从史料来看，魏延确有“骄矜”之举，屡有违抗军令的记录，但要上升到“谋反”，证据其实并不充分，多半带有政治清洗的意味。蜀汉高层既要树立丞相权威，又要防止边将尾大不掉，在这种考虑下，对魏延的处理自然不会太温和。
有意思的是，如果把魏延放在曹操或孙权这种更善用奇兵、敢于赌一把的主公手下，他那套偏激、尖锐的做事风格，未必就是缺点。曹操敢用张辽屯合肥，孙权敢在人事安排上让吕蒙、甘宁等人快速崛起，这种环境对魏延来说，甚至可能更合适。
偏偏他落在了一个极度讲求秩序与谨慎的体系里，主帅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全局稳定，他那股“我要打出一条血路”的劲头，就显得格格不入。最后，“勇”和“谋”都没能被充分发挥，“反”的名声却被钉死在史册上。
六、六位猛将的共同命运：人不弱，路走窄
把这六个人放在一起看，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共性：他们并不是没有才华，也不是缺少战功，相反，个个在战场上有拿得出手的表现。
高顺有“陷阵营”，军纪严整，能扛正面硬仗；颜良、文丑在河北军中，成为袁绍口中的“压箱底”；庞德从西凉一路打到中原，最后敢于抬棺上阵；张任能守雒城，能伏击庞统，对蜀军造成过真实的压力；魏延更不用说，前有汉中之功，后有北伐主力的身份。
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在于命运和选择叠加在一起，主公出现了明显的短板。
吕布可以匹马冲阵，却不会稳定根基；袁绍有四州之地，却调度不当；马超、张鲁各顾生路，对旧将的牵挂有限；刘璋守不住地盘，也留不住骨干；诸葛亮能治军，却不愿冒险把大权交给性格不稳的猛将。六位猛将分散在不同阵营，却都被类似的问题困住：要么被轻易推上前线当消耗品，要么被上层的猜疑和犹豫压住了锋芒。
有人说，“跟对了主公，是运气，也是本事。”这话放在三国乱世并不算虚。张辽投曹，镇守合肥，成就“万人敌”的名声；赵云遇刘备，不但能驰骋沙场，还能保全口碑。这些成功的例子，侧面映照出高顺等人的不巧。
再看这六人的结局，高顺舍命随吕布，谋臣陈宫亦如此；颜良、文丑死于白马、延津，连整体官渡布局都没看到结果；庞德倒在汉水边的乱军之中，临死也在强调自己不是反复之人；张任在成都城下从容就义，只为一个“报主恩”；魏延被斩于逃路之中，头颅悬示，以儆来者。一个个结局，既残酷，又耐人寻味。
猛将之悲，不在于死于战场，而在于明明有机会活得更值，却因为上层的短视、犹豫、猜忌，走向了最不体面的那个选项。三国的铁血岁月里股票配资财经网，英雄不缺，缺的是能识英雄、会用英雄的人。高顺、颜良、文丑、庞德、张任、魏延，正是这句话最直观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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